路超和周有根在胶州合作，先废除奴仆制，迫使乡绅失去家丁和奴仆，大大减少他们的人手，也使明末隐瞒的人口数纷纷出现。
明朝统计人口时，其实比真实人口少很多，各大户都隐瞒实际人口,各种奴仆都不计算在内，不把他们算人。
接着收重税，逼使乡绅们卖田甚至送田。
因为废除奴仆制后，他们的佃户和奴仆已经不够用，大量的田没人耕种。
而丁毅在两百亩以上，收固定税。
每亩两石,两百亩田，三点五的税率，每年要交一百四十石粮,固定税的意思，不管天成好不好，有没有天灾，你有两百亩田，一年就要交一百四十石粮，我不管你一年得到多粮。
你两百亩得到一千石，也只要交一百四十石，你两百亩得到一百石，你也得交一百四十石。
乡绅们没有佃户没有奴仆，谁给他们种田啊，没有产量，如何交税。
于是大量的农田开始被低价甩卖，但这会百姓没钱买，其他有钱人也不会买,最后全是卖给了路超。
路超再转手分给得到自由身的奴仆们,这样奴仆们有田，又有自由，纷纷离开乡绅,彻底消弱了乡绅们的实力，并让这些百姓死心踏地的跟着丁毅。
李继龙先分田给儿子，就被路超以官府的名义，收分田税收了三百亩。
然后发现固定税还是太高，他们每年要交六成的税，又没有人耕种。
再分，分给女婿，甚至其他亲戚，路超又收税，前后收了近千百亩当税。
李继龙六千多亩田，前后分了几次，最后家里每个子女是199亩，保证不在两百亩的固定税里，他也算钻了空子。
你们两百亩收固定税，我一百九十九亩，你拿我没办法了吧。
两百亩以内是三成税，按产量来,失收的话，也可以少交了。
当然，也有官员乡绅,直接把田全卖给路超，价格也不贵，一亩田才二两银，然后举家迁移到别处去。
你丁毅瞎搞，老子不和你玩，老子走行了吧，不信你丁毅能一辈子在山东。
可惜他们不知道，将来全大明都会是这种模式，跑到那边都没有用。
这样半年下来后，整个胶州拥有五百亩以上的大户已经完全没有，绝大部份都只有两百亩以内。
到第二年时，整个登莱地区拥有五百亩以上的大户也完全没有。
虽然大部份乡绅们都分出去给家里亲属，但分出去的同时被丁毅刮了成分田税，实际数量都少了很多，然后从现在开始都要交三成左右的税。
乡绅们怨声载道，每天都人上书到济南弹劾丁毅，更有大胆的乡绅，敢聚集家丁直接反抗，当然是遭到丁毅的无情镇压。
凭着丁毅在登莱地区一万八千步营，三千骑兵，八千卫所兵，大概一年左右，终于平定了整个莱州地区，全面完成征收农田税。
这时加上前期登州地区的农田税，两地纳入统计的税田为两百九十万亩，按亩产两石计，两成低税率计，只要没有天灾，不失收，年收税已经可达一百一十万石。
这个数字要是让崇祯知道不知会是什么表情。
大明朝在整个山东省都收不到这么多税。
并且在丁毅掌控登莱之前，两地交税的田加起来不到一百万亩，还收不齐。
越是收不齐，崇祯越只能加派，越是加派，老百姓的日子越无法过，最终丢掉了大明江山。
但丁毅对乡绅只举大刀也是不行，自然也要萝卜给他们吃。
首先乡绅们的子女，只要识字都有机会出来做吏员或当兵，做了吏员都能免税一成。
然后在整个登莱，除了后面要收的商业税和现在的农田税，没有其他税。
他们到登莱境内任何地方做生意，包括从登州出海，都不会和以前一样再交任何费用。
到登莱任何府县也不会有过路费。
各县府州的官员，更不用他们每年去孝敬。
丁毅对贿赂官员上面采用“双重举报，谁先占优”的原则。
什么意思呢。
比如一个乡绅贿赂了一个官员一千两银，官员率先检举，不但这一千两是合法所有，还要乡绅再罚十倍，一万两给官员。
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乡绅贿赂一个官员一千两银，乡绅再反手举报。
官员免职被抓不说，罚官员十倍一万两银返给乡绅，而且乡绅所有的田免税三年。
这样的双重举报，谁先占优的情况下，乡绅不敢给钱官员，官员更不敢收别人的钱。
从而保证了乡绅们的利益，替他们省了以前的孝敬。
刚开始乡绅们可能觉的，自己大量的田被逼的送人或低价卖掉，以后的日子一定要清苦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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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后来发现，每年的开支也少了，不用动不动给银子各级官员和吏员，出去的费用也少了。
交的各种税也没有了。
不做商业的话，也没有商业税，几百亩田家里吃吃用用是足够。
慢慢的他们也开始认命。
但不认命也没有用，失去奴仆和家丁，仅靠乡绅们自己，是什么风浪也卷不起来。
搞定农业税后，丁毅又开始征商业税。
第一批，选酒楼，客栈，布商，粮店，盐商，牙行、酒商，等几种大的商铺和与民生相关的商铺，收税。
定额收税，每户每年，十两到五万两不等。
刚刚搞定农田税，丁毅又收商业税，民间顿时哗然，很多商人都破口大骂，自明一朝，还没有谁收过这样的商税。
明朝的商税分住税和过税。
住税中分官店税，塌房税，市肆门摊税，落地税，牙税，契税，酒醋税，屠洁税，其他。
过税中分钞关税，抽分税，门税，淮安四税，其他。
看这税法，几乎和后世差不多，到处都能收税，但实际上操作难度极大，特别在京城和江南等发达地方，越是收不上税，你有关系能免，他也有关系能免。
魏忠贤在时，曾免了关外潘家口、桃林界、岭冷口、潼关、咸阳、大庆、庆阳、凤翔、汉中、临洮、西安、三原、浙江、直隶等处的商税，范围之大，比东林党主政时期还夸张。没免的地方主要是跟东林党人关系比较大的南直隶地区的一部分，那里的人一看其他都免，就我们没免，马上不干了，把派来收税的人打死了。
都敢把收税的人都打死，你说能收多少税。
所以明朝的税种类很多，但收到的税少得可怜。
现在丁毅先把驻军驻到各县，再把吏员一换。
以前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税我都不认，就按定额收税。
每个铺子，先有捕快衙役观察十天，看其客人进出，判断卖货量，从售价到成本评估，最后给他们一年十两到五万两的固定税。
各种生意当然有淡季和旺季，但丁毅不管，以某月份一个月为标准来定额。
以前明廷定的税全不算，事实上以前也是名存实亡，根本收不上。
这时有大量的商铺都不在里面，如肉铺，衣铺，脂胭水粉，杂货等，不在里面的还沾沾自喜。
第一批被征税的人中，自然有不服的。
有人还想学南直隶（南京），组织人驱赶殴打上门收税的捕快衙役。
“杀”各县没有犹豫，户主被杀，家里被抄，所有财产充公。
几个出头鸟被杀，其余的俱是瑟瑟发抖。
这时官府有人出来保证，以后除了这定额税，不会再有其他税费，只是每年会调整高低。
官府收税，就要保护商铺，有人敢到你们商铺闹事，必抓。
其间路超的情报司行动起来，派人暗中鼓动各地青皮去商铺闹事，商人们报官，官府果断派营兵出动，活捉了几百个青皮，在各县当众砍头，查抄青皮家里，赔偿给商人。
大部份青皮很穷，官府认为商铺破坏较大的，则免税若干。
这下商人们的心情又不一样，突然觉的这种交保护费性质的税费，挺好的。
你交了税，官府替你做主，还不收你的好处。
这么好的官府，到那找啊，大伙自然慢慢认可了这种税。
到九月时，各县府和登州一样，选最繁华区，设正规堵档，按各县人口不同，每县每州只准二家。
与登州一样，按人口数每家每年要交一到五万两，县州下面的镇，每镇只准有一家，每年按人口数交三千到五千两。
众商人趋之若鹜，纷纷投重金找关系竟争，莱州人口众多，有商人甚至提议，本州只能开一家，我给你们二十万。
十月，登莱两地十几个县府同时打击红楼，每县州只能开二家，每镇只能开一家，与堵坊在同一条街上。
每家按县府人口数，每年要交五千到一万两，镇级的则为一千到三千两，商人们同样趋之若鹜。
很多之前被逼卖田的乡绅们，也开始竞争干这个行业，丁毅也果然上路子，支持一些失去大量粮田的缙绅们，算是对他们的补偿。
这商业税能收起来，还是非常可怕的，特别加入了红楼和堵坊这两个暴利行业。
到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末，登莱两府加十五个州县所有镇新收各种商税破100万两（因为是先交税，所以算到当年9月算到明年9月一年的税）。
登莱两地的商业税震惊丁毅的部下们。
所有明末的人第一次见识到商业税的威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