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米做成了熟饭，这时说什么都迟了。忽必烈表面上对史天泽听之任之，也不好指责什么。这就是大汗忽必烈假痴不癫的过人之处。其实，忽必烈对于这个疑团一再地问个不休，他暗自思忖着：本来叛将李坛是要上献的，可史天泽擅杀，莫非这是杀人灭口吗？倘若如此，那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。
李坛叛乱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自己赋予汉人世侯威权太重，地方军权与民权集于一身。如此一来，这些集团无异于国中之国或藩镇割据。不仅这样，他们为了保存旺盛生命力还可以得陇望蜀攀龙附凤。明许蒙元暗诺南宋，在二者之间所搭建的历史舞台上游刃有余歌舞升平。这种同类项合并在潜意识里根深蒂固，想要推翻汉人这种认祖归宗之理念，简直如同梦呓。
忽必烈想到这些，不由地心颤了一下，他看着李坛遗稿《水龙吟》：
腰刀帕首从军，戍楼独倚阑凝眺，中原气象。狐居兔穴，暮烟残照。投笔书怀，枕戈待旦，陇西年少，叹光阴掣电，易生髀肉。不如易腔改调。
此变沧海成田，奈群生几番惊扰。干戈烂漫，无时休息，凭谁驱扫。眼底山河，胸中事业，一声长啸，太平时相将近也，稳稳百年燕赵。
好一番坦荡磊落，大丈夫李坛立世，慨然凌云之志：济世安民，太平时相。只可惜英雄气短壮志未酬！
站在另一个角度，忽必烈体会不到李坛与其他军阀世侯内心的悲壮。不过，对于那些各霸一方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，倘若追究下去，势必引起地方保护主义。故而，忽必烈与汉人地方势力的关系一直很微妙。
忽必烈还有一位令他大伤脑筋的关键人物王文统。作为李坛岳父、蒙元丞相，他不仅不帮助蒙元，还暗地里与叛军来往，真可谓吃里扒外不识时务。
曾几何时，在他手下重臣里：刘秉忠、商挺、赵良弼、张易等多次推崇和举荐王文统。如今王文统东窗事发，这些大臣不能不列为怀疑对象。碰巧有一位叫费寅的官员状告廉希宪与王文统是朋党，这件事还牵连到张良弼商挺。忽必烈获悉后脸色剧变遂下令逮捕，关押审讯。经过审判官详细审核，方查明那个费寅是为诬告，此案便无罪释放。
眼下，忽必烈一再反思，幕僚当中，汉人交相引荐都是有本民族的根源情结，如果不加以管制，他们会乘隙而入，结党营私，从中作乱。王文统李坛便是活生生的例子，不可不慎！
不久，忽必烈发布诏书：一、朝廷设中书令，总揽国政；二、中书省设右、左丞相，统领政务；三、设枢密院掌管兵戎；四、设御史台掌查百官善恶；五、各地万户、总管一律罢黜，朝廷量才除授官职，且每个世侯只能保留一人为官；六、撤销世侯封地，各万户、总管按品秩领取俸禄；七、原万户、总管原则上不得掌军，只理民事。如果要掌握军权，必须听从朝廷调令，别易他处；八、各万户、总管所属汉军，一律增设监战官，监战官位于万户、总管之上...?...
此条诏书颁布后，汉臣们顿感如芒在刺。他们隐隐感觉到，大权削弱，属下的兵马，全部收归国有。
一日，谋臣刘秉忠要求觐见忽必烈。刘秉忠到来，忽必烈依然对他谦和，说道：“禅师见朕，有什么要事相商？”
刘秉忠说道：“前不久，海云法师来书信相召，让弟子赶赴云中（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）与之相聚，贫僧特来辞行。”
忽必烈闻听，大惊失色道：“难道禅师要离开朕？”
刘秉忠回应道：“老法师相召，做为弟子不得不从。”
此时，忽必烈明白，刘秉忠要求辞行概因王文统被杀，觉得是自己推荐，竟招致过错，心有愧疚。忽必烈出言相劝道：“禅师相从多年，屡建奇功，实属国家有功之臣，朕也离不开禅师。”
刘秉忠说道：“贫僧垂垂老矣，应该早归师门，聆听玉音。”
忽必烈一心挽留，可刘秉忠主意已决，便沉吟道：“既然禅师执意辞行，朕也不再强留。只是法师退隐之际，朕有一事劳驾禅师代劳。”
刘秉忠眼中闪现一丝亮光，问道：“请大汗所问何事？”
忽必烈沉吟道：“筑大都城。过去朕在潜邸，禅师为朕筑开平城。如今朕常驻开平，于国事不便。不知禅师怎么认为呢？”
刘秉忠看到忽必烈诚恳地挽留相劝，一时左右为难。他想拒绝，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。
忽必烈见刘秉忠欲言又止，开诚布公道：“禅师筑开平城，披星戴月，栉风沐雨，劳碌三载。现在禅师年事已高，朕实在不忍受扰烦。可是。朕除了禅师外，如此重任，谁能担当？如果禅师依从，朕派人把海云法师接到燕京，以安慰禅师的从师念想。”
忽必烈的一席话，让刘秉忠感慨万千。本来推荐王文统从政，为蒙古做出了卓越贡献，只因王文统与女婿李坛微妙的关系，出现了尴尬的事情，这对于刘秉忠而言，看似问题不大，可自己脸面失光。
忽必烈也不禁回思：想当年，忽必烈求得海云法师同意，把刘秉忠留在自己身边，一同征伐大理，十几年来，刘秉忠虽说位极人臣，可依然穿着朴素，不求名利，只想为大汗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刘秉忠回应道：“大汗所言，容贫僧思虑一番再做答复。”
忽必烈诚恳地说道：“禅师切勿推托。”
斯时，朝中人事进行大规模调整，在忽必烈看来，只有这样贯彻下去，蒙古国帝业方能牢不可破。有些儒臣上书，说乱世之源，是因为各个诸侯权威太盛。大臣姚枢奏请：将世侯军阀的兵权解除，实行军民分治。之前擅杀李坛的右丞相史天泽为人机敏，看出苗头不对，便主动上奏：“军民共辖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如果立即执行新法，那就从我开始吧。”
一言既出驷马难追。此后，真定府世侯史氏家人当天就有十好几个人被解除兵权。汉人世侯张荣因二小子张邦直附会李坛，全家包括小子张邦彦、孙子张宏等均被罢职，张邦直以私贩军马罪获死刑。满城世侯张柔之子张弘略与李坛通信，被革除兵职。张宏略召宿京师，被软禁起来。他的另一个儿子张弘范文武双全，堪为后生佼佼者，时任行军总管，其军职也被解除。东平世侯严实之子严忠济由于权威过炽也被借故罢免，由严忠范承职，不久，严忠范召入京师，出任兵刑部尚书。山东万户张宏亦被革除军职，左迁镇定路总管。
可是，王文统事件加重了忽必烈对汉人幕僚、将帅的疑惧心理。恰在这时，以经商理财见长，居住在西域和中亚一带的色目人一齐向他觐见道：“回回虽时盗国钱物，不如汉臣敢起来反逆。”就这样，忽必烈逐渐疏远汉人儒士，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牵制汉人。
忽必烈为了笼络住谋臣刘秉忠，可谓煞费苦心。首先，他听从皇后察必良策，让刘秉忠还俗。不仅如此，还给他娶了大臣窦默的女儿为妻，并赐豪宅一座。刘秉忠感激皇恩浩荡，遂呕心沥血为大元国祚不懈奋斗。
忽必烈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，是在如火如荼中践行，这样一来，互相掣肘盘根错节的现象业已烟消云散。自此以后，一支强大的团结的蒙元大军如日东升，光耀天宇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