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5、那是1968年的春天，距离现在已经55个年头，半个多世纪了。
那年大约4约中旬，谷雨之前，木头城子公社领导从社直单位抽调“干部”下乡到各生产大队指导春耕生产，如银行、信用社、供销社、粮站、医院、工商所等等。我是被抽调的人员之一，被派到新村大队当下乡干部。
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过干部，就是个医院的化验员，怎么就突然变成干部了？有了这么一个光环，一时还感觉有点承受不了。后来听明白人说：国家毕业分配的公职人员都算干部，统一叫国家干部。我没敢相信，也没敢否定，反正半斤八两自己清除就得了，千万别飘飘然了。全公社一共14个生产大队，公社开会让14个大队干部到公社领下乡干部。
当时我就想：木头城子公社离朝阳120里地，本来就是农村，本来就是乡下了，还说是下乡。当然，再往下下，是生产大队，就更偏僻更乡下了。所谓下乡应该是对比而言的，从朝阳到木头城子应该叫下乡，从木头城子到下面的大队又是一个下乡，好像木头城子就是城市了。当然，除了我之外没人叫这个真儿。
下乡干部在生产队社员家吃“派饭”，该轮到哪家生产小队队长知道，一家一天，接着往下家轮。早、晚3两粮票1角钱，中午饭4两粮票2角钱，一天共是1斤粮票4角钱。新村大队离公社6里地，我们骑自行车当然往返，就在社员家吃一顿中午饭，吃完饭把粮票，钱直接放在饭桌上。
新村大队到公社领下乡干部的是大队主任（现在叫村，村长）张振学（后来提升为朝阳县土地局副局长退休）。我和医院的中医侯大夫与张主任见面后，就算“接头”认识了。第二天，我们二人就走马上任了。
上任后，首先在大队部与书记王刚、会计赵明、治保主任、妇联主任、民兵连长一干人见面认识。然后，书记主任介绍了大队的基本情况，我们作为下乡干部也假装客气了一阵子，实际不是客气，我们确实不懂农业。
中午的第一顿饭轮到第一生产小队社员王江家，我清楚记得他的名字。中午，侯大夫我们俩进屋吃饭时，屋里打扫的干干净净，当然都是土地面，当时还没有砖铺地的人家，包括大队干部，更没有水泥地面。
炕上放一张木头饭桌，没上油漆，但擦得很干净。王江媳妇用盖帘端上来六6个苞米面小薄饼子，饼子不足小碗口大，约一扁指厚，饼子上留着手指头痕迹，一看就知道是未发面未放面起子，这是主食。副食是一小盆曲麻菜，一小碗咸盐水。曲麻菜没洗，有的根儿上还带着土，盐水是咸盐粒子加的凉水，盐粒子化了一半，还带点泥土，泥土是大粒咸盐自带的，因为当时没有精盐，都是带少量海泥土的大粒子盐。总之，副食就是曲麻菜蘸咸盐水。没有大酱，当时没有大酱的不止一家，不足为奇。
王江进屋客气地说：”没啥好吃的，将就慢用吧。”客气完转身到院子干活去了。媳妇孩子都不进屋，与我们召都巴皮杖子的规矩同出一辙。屋里就我们两个人，我俩互相瞅了一下，侯大夫说：“那咱们就慢用吧。”我说：“您先请。”
侯大夫是本地人，当年45岁，比我大20多岁。我们都清楚，这种饭菜他们已经尽力了，如果不是给我们下乡干部吃，他们一家人是吃不上净米的苞米面饼子的。看来，当时的农民还没有脱贫，更没有温饱。那时候的4月份根本就没有什么蔬菜可言，因为没有大棚，国家也没有能力从南方运菜，当时不允许个人长途贩运，那叫“投机倒把”，当然，个人也没有运输工具。
有点条件的人家，或者有点计划的人家，头一年秋天晒一些白菜干、萝卜辣菜干，淹些辣菜疙瘩等，以备来年开春青黄不接时食用。剁碎一些辣菜疙瘩咸菜加点粉条头煮熟是有条件人家的常见菜。
侯大夫我们各吃了一个小饼子就都不吃了，因为我们都清楚孩子们还眼巴巴的等着我们剩下呢！估计他们做饭时用称称了8两苞米面，够数我们的8两粮票，8两苞米面贴了6个饼子。
第二天，我们跟书记主任介绍了这个情况。倒不是我们挑吃挑喝，根本谈不上”吃喝”二字。这样派饭倒是难为了社员，给他们增加了思想负担，我们中午一顿饭是无所谓的事。王书记说：”按照这种吃法他们也陪不上，还有挣头呢。”但为了照顾我们，最后还是决定不挨家挨户的轮了，选择比较富裕的人家派饭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