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与王安石，是宋神宗赵顼的左膀右臂，他也是北宋最猛的书生。他以笔为剑，在文人的儒雅之中，蕴藏着武将的豪迈与果敢。他成功收复河湟地区六州之地，招降三十万敌军，开拓两千余里疆土，取得自北宋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。
他就是以“奇计、奇捷、奇赏”着称的“三奇副使”：王韶。
王韶，字子纯，号敷阳子，江州德安人，北宋中期大臣，重要的军事将领，谋略家。
公元1030年，北宋天圣八年。王韶出生在江州德安，王韶自小就没有了父亲，是一个孤儿，但他勤奋好学，一心想要考取功名，能有一番作为。公元1057年，北宋嘉佑二年，王韶登进士第，此后相继担任新安主簿、建昌军司理参军等职务。后因制科考试失败，王韶毅然选择游历陕西一带，深入西北边境，了解那里的风土民情。《宋史·王韶传》记载：“试制科不中，客游陕西，访采边事。”这段经历，犹如一把磨砺之剑，为王韶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北宋立国之初，便面临着诸多棘手难题。
内部，“三冗” 问题（冗官、冗兵、冗费）如附骨之疽，日益侵蚀着国家根基。官员数量臃肿，人浮于事，行政效率低下；军队数量虽庞大，却兵将分离，训练废弛，战斗力堪忧；加之奢靡之风盛行，各类赏赐、祭祀等耗费巨额钱财，致使财政入不敷出，百姓负担沉重。
外部，辽朝雄踞北方，凭借燕云十六州的险要地势，对北宋虎视眈眈，频繁索要岁币，北宋被迫纳贡求和，以换取边境一时安宁。西北方向，西夏党项一族崛起迅速，李元昊称帝建国后，更是野心勃勃，时常侵扰北宋边境，烧杀抢掠，致使边民苦不堪言，大量农田荒芜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。宋夏之间多次爆发大战，如三川口、好水川、定川寨之战，北宋军队却接连惨败，损兵折将，士气低落，只能被迫采取守势，边疆防线摇摇欲坠。
到了宋神宗时期，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，甚至变得更加棘手。神宗皇帝对北宋王朝积贫积弱、疆土日蹙的现状深以为耻,解决西夏问题已然成为北宋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。若不能有效遏制西夏，北宋不仅边疆永无宁日，国内经济也将因持续的战争消耗而愈发凋敝，甚至可能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。
公元1068年，北宋熙宁元年。王韶经过多年的考察和精心筹备，
向宋神宗进献《平戎策》三篇，详细地阐述了攻取西夏的策略。《平戎策》宛如一把利剑，直击北宋边防要害。
王韶在《平戎策》中开篇明义，指出欲破西夏，必先收复河、湟二州。河湟地区，位于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，水草丰美，土地肥沃，是天然的优良牧场，且地势险要，为战略要冲。此地聚居着诸多吐蕃部落，势力分散，相互之间时有争斗，尚未形成强大统一的政权。当时，西夏亦对河湟地区觊觎已久，企图拉拢吐蕃各部，进一步拓展势力范围，进而对北宋形成更大威胁。
王韶认为，北宋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果断采取行动。一方面，派遣能臣干吏深入河湟地区，施展恩威并施之策，招抚吐蕃各部，以丰厚赏赐、通商互利等条件吸引他们归附宋朝，使其成为北宋对抗西夏的盟友；另一方面，集结精锐兵力，对负隅顽抗、与西夏勾结的吐蕃部落予以坚决打击，彰显大宋军威。待河湟地区稳固掌控后，北宋便可在此屯驻重兵，修筑城寨堡垒，建立稳固防线，切断西夏与吐蕃的联系，使其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。届时，北宋可从东、南两面，联合河湟吐蕃从西面，对西夏形成战略包围之势，逐步压缩西夏生存空间，最终实现彻底平定西夏、消除西部边患的宏伟目标。
这一战略构思，充分考量了北宋与西夏、吐蕃三方的实力对比、地缘政治以及民族关系等诸多因素，跳出了北宋以往单纯防御的思维定式，以攻为守，变被动为主动，为解决西夏问题开辟了一条全新路径，展现出王韶卓越的战略眼光与非凡的胆略。
《平戎策》一经呈上，瞬间在北宋朝堂掀起惊涛骇浪。朝堂之上，保守派与变法派围绕此策展开激烈交锋。保守派大臣们秉持着传统的 “守内虚外” 观念，认为北宋多年来与西夏作战屡战屡败，损兵折将，如今应休养生息，避免再生事端。他们忧心忡忡地指出，开拓河湟地区需耗费巨额钱粮，征调大量兵力，会进一步加重百姓负担，引发国内动荡不安；且吐蕃各部民风彪悍，难以驯服，一旦处理不当，极易陷入战争泥潭，得不偿失。
而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，则对《平戎策》予以坚决支持。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革新，旨在富国强兵，扭转北宋积贫积弱之局面。他深知王韶此策与变法图强的目标相辅相成，若能成功收复河湟，拓展疆土，不仅可削弱西夏，震慑周边列强，还能提振北宋军民士气，为变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。此外，通过在新收复地区推行新法，发展经济，可增加财政收入，缓解国内经济压力。
最终，由于《平戎策》全面且准确的分析了熙河地区吐蕃势力的状况，提出了解决西夏问题的正确策略，与宋神宗与王安石“改易更革” 的政治主张相契合，得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肯定和采纳。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之职，主持开拓熙河事务。《宋史·王韶传》记载：“神宗异其言，召问方略，以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。”自此，一位书生开始掌军事大权，肩负起收复河湟的重任。
王韶一到任，首先谋划收复河湟。河湟地区部落林立，有吐蕃人、羌人还有部分西夏人。当时吐蕃的俞龙珂在青唐地区势力最为强大，渭源的羌人与西夏人他都想加以节制。宋朝的将领提议先攻打俞龙珂，但王韶审时度势，认为俞龙珂有归附的可能，于是王韶仅带领数人便亲自前往俞龙珂帐中，为其分析成败胜负。俞龙珂在王韶的劝说下，率其所属的十二万人归顺宋朝，王韶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渭源地区。《宋史·王韶传》记载：“韶因按边，引数骑直抵其帐，谕其成败，遂留宿。明旦，两种皆遣其豪随以东。久之，龙珂率属十二万口内附，所谓包顺者也。”王韶成功招抚俞龙珂，不仅展示了王韶的军事和外交才能，也为北宋王朝的扩张奠定了基础。
不久，王韶向宋神宗谏言，在渭源至秦州一带设置市易司，以谋取商贾之利，用经商所得治理农田。神宗采纳王韶的建议，并提升王韶为着作佐郎。这一晋升是王韶军事和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他在王安石的保护和支持下，开始了对西夏的军事行动。
公元1072年，北宋熙宁五年。王韶率兵到渭源堡和乞神平，向蒙罗角、抹耳水巴等部落发起进攻。羌人据守险要之地，占据优势，面对此情景，宋军部分将领想要将军队布置在空旷地带，王韶自然看得出他们的心思，宋军步兵多，骑兵少，在空旷地区驻扎，不利于防守，但很利于逃跑。作为统帅，王韶马上做出决策，王韶认为，敌人若不离开险要之地，我们只能徒劳而返。如今既已深入险要之地，就应占领它，为我所用。于是王韶带领大军直趋抹邦山，与羌军对垒，并下令谁敢言退兵，斩立决。羌人据守制高点，宋军只能身披重甲，从下面往上冲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很快宋军逐渐支撑不住，开始往后退，见此场景，王韶亲自上阵，指挥军队反攻，宋军见主帅都亲自上了前线，顿时士气大振，一举击败了羌人。此役，王韶以非凡的勇气与果敢，成功击败蒙罗角、抹耳水巴等族，夺取了抹邦山这一战略要地，为后续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也让宋军将士们重拾信心，对这位书生将领刮目相看。
首战告捷后，王韶乘胜追击，挥师西进。然而，征途绝非一帆风顺，诸多艰难险阻接踵而至。西北地区地势复杂，山峦起伏，河流纵横，大军行进其间，跋山涉水，疲惫不堪。且气候多变，时而酷热难耐，骄阳似火，士兵们口干舌燥，中暑者不计其数；时而寒风凛冽，暴雪纷飞，冻伤者随处可见。再者，后勤补给线漫长，粮草、箭矢等物资运输困难，时有短缺之虞。
但王韶毫不退缩，他精心筹划，因地制宜地制定战术。一方面，派遣小股部队先行探路，绘制详细地图，寻找最佳行军路线，尽量避开险峻难行之地；另一方面，组织士兵就地取材，搭建简易工事，抵御恶劣天气。同时，他积极与后方协调，加强后勤保障，确保物资供应。在王韶的卓越指挥下，宋军一路势如破竹。八月，宋军进逼武胜（今甘肃临洮），与吐蕃大将瞎征所部展开激战。王韶巧用智谋，分兵多路，迂回包抄，令敌军防不胜防。宋军士气高昂，奋勇拼杀，大败瞎征，成功攻占武胜，并在此筑城，建为镇洮军。王韶也被迁为右正言、集贤殿修撰。宋神宗将镇洮改名为熙州，划熙、河、洮、岷、通远为一路，王韶以龙图阁待制一职主持熙州事务。
随后，王韶马不停蹄，继续向河州（今甘肃临夏）挺进。河州乃河湟地区的重镇，吐蕃守军拼死抵抗。王韶审时度势，先派部分兵力佯装主力，在正面吸引敌军注意，自己则亲率精锐，绕道突袭敌军后方。吐蕃军腹背受敌，阵脚大乱，宋军趁机攻入城中，河州遂破。
紧接着，王韶又率军转战宕州（今甘肃宕昌）、岷州（今甘肃岷县）等地。每至一处，他都根据当地地形、敌军部署灵活调整战术，或强攻，或智取，或围城打援，令敌军应接不暇。宋军在王韶的带领下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接连攻取数城，拓展疆土两千余里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多万人，缴获牲畜数以万计，史称“熙河开边”。《宋史·王韶传》记载：“韶力战破走之，河州复平。连拔宕、岷二州，叠、洮羌酋皆以城附。军行五十有四日，涉千八百里，得州五，斩首数千级，获牛、羊、马以万计。”
“熙河开边”是北宋建立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军事胜利，此战不仅使宋朝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，达到了让西夏腹背受敌的战略目标，也使自安史之乱后陷落的河西走廊，重新回到了汉人的手中，对北宋的政治、经济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。捷报传至京师，宋神宗万分高兴，王韶也因功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、端明殿学士。
熙河地区民族众多，关系错综复杂，单纯依靠武力征服，难以长治久安。所以，王韶在军事行动中，始终秉持着招安与征讨相结合的策略，恩威并施，双管齐下。
对于那些愿意归附宋朝的吐蕃、羌等部落，王韶以礼相待，给予丰厚赏赐，承诺保障他们的生活与权益，助其发展生产、安居乐业。他还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，邀请部落首领入朝为官，让他们参与地方治理，增强其归属感与认同感。而对于那些负隅顽抗、与宋朝为敌的部落，王韶则毫不手软，果断出兵征讨。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，精心布局，巧用战术，给予敌军沉重打击。但在战后，他又展现出宽容大度，只要敌军放下武器，诚心归降，便既往不咎，妥善安置。
在王韶的努力下，熙河地区局势渐趋稳定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经济逐渐复苏。原本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得以重新开垦，农田里麦浪滚滚；商贸往来日益频繁，集市上熙熙攘攘，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。王韶不仅以武力开疆拓土，更以智慧与仁德赢得了当地民心，为北宋在西北地区的统治筑牢了根基。
公元1074年，北宋熙宁七年。王韶入朝，被加授为资政殿学士。宋神宗在汴京的崇仁坊赐王韶一座宅邸。不久，熙河羌人复叛，河湟告急，宋神宗迫于局势，再次让王韶到河湟主持军政事务。王韶从熙州精心挑选了两万精锐之师，采用“围魏救赵”的计策，挥师直指羌人的老巢定羌城，迫使羌人不得不放弃对河州的围攻，从而成功解除了河州之围。河州解围之后，王韶趁羌人兵力分散、疲惫不堪之机，果断出击，率军突袭羌人另一重要据点踏白城，焚烧羌人八千帐，瞎征投降，并被押送至汴京。宋神宗论功行赏，拜王韶为观文殿学士、礼部侍郎，开创了非执政者被授予学士职之先例。神宗又特授王韶的兄弟及两个儿子官职，前后共赐给他八千匹绢。不久，宋神宗再次召王韶入京，拜为枢密副使。《宋史·王韶传》记载：“拜韶观文殿学士、礼部侍郎。资政、观文学士，非尝执政而除者，皆自韶始。官其兄弟及两子，前后赐绢八千匹。未几，召为枢密副使。”
王韶善于谋划，长于征战。然而，当他置身于波谲云诡的朝野之中时，他可能没有想到，朝堂，远比征战沙场更为复杂多变。
随着局势变化，王韶与王安石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。王安石作为变法派领袖，推行变法时雷厉风行，期望通过一系列革新举措彻底扭转北宋积贫积弱局面。王韶虽支持变法，但其在熙河地区实施的一些政策，与王安石的设想有所偏差。
王安石注重通过变法改革内政，增加财政收入，强化中央集权，对边疆地区的具体治理细节插手较少。而王韶长期身处边疆，深知当地复杂局势，在推行政策时更侧重于因地制宜，采取灵活手段稳定边疆、发展经济。例如，在市易司的运作、与蕃部的贸易管理等问题上，两人意见相左，时常引发争执。
同时，朝廷内部党争激烈，旧党对王韶等变法派官员心怀不满，时常借机发难。他们抓住王韶在边疆作战中的一些小失误，大肆渲染，向神宗皇帝进谗言，试图削弱王韶的势力。
公元1075年，北宋熙宁八年。宋朝与越南李朝爆发了宋越熙宁战争，王韶上奏朝廷发表意见，朝中的一些官员攻击王韶在征战过程中屡用兵事、劳命伤财，王韶竟然把过错全部归于朝廷，这种对朝廷的不满和言语中的怨气让宋神宗很是不满，王韶被贬知洪州。王韶性格刚直，在谢恩奏折中，他的语气依然激烈，进一步激怒了宋神宗，导致他再被降职知鄂州，从此远离政治中心。《宋史·王韶传》记载：“韶本凿空开边，骤跻政地，乃以勤兵费财归曲朝廷，帝由是不悦，以故罢职知洪州，又坐谢表怨慢，落职知鄂州。”
公元1079年，北宋元丰二年。王韶恢复职位，改任知洪州，累封至太原郡开国侯。
公元1081年，北宋元丰四年。六月二十四日，王韶逝世，享年五十二岁。朝廷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，谥号 “襄敏”。后世对王韶的评价很高，清人蔡上翔评价王韶：“韶以书生知兵，诚为不出之才。而谋必胜，攻必克，宋世文臣筹边，功未有过焉者也。”
纵观王韶的一生，以奇计、奇捷、奇赏着称。在朝堂，他运筹帷幄，绘《平戎策》，为国献策；在疆场，他身先士卒，开拓疆土，战功赫赫。他自书生温文尔雅之境腾空而起，终至名将辉煌之巅，他犹如夜空中最耀眼的流星，璀璨夺目地划亮了北宋的天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