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1月，中央下达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，仿佛一股春风席卷了整个国家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许多被冤枉的人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林不凡便是其中之一。十五年前，他因为被怀疑为特务、汉奸，被下放到木材厂。这段经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和阴影，让他饱受屈辱、磨难和白眼，最终不得不放弃城市生活，到农村耕田，成为了一名农民。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清白和正义。
如今，国家终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，林不凡也渴望能够洗刷自己的冤屈，重新获得清白之名，他这么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自己，更重要的是为了儿女和孙子辈。他不能让自己这个“污点”、不白之冤影响了九个儿女、孙子孙女的前途。
但现实的残酷却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望。
想证明他没当过汉奸、特务，最有力的证据，就得有人敢于写书面证明，证明他曾经给抗联送过情报，为14年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。
当他兴高采烈走进县公安局找当年他给抗联送信的接线人——王石的时候，却听到了一个噩耗——王石已经于前年得了喉咽癌去世了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他悲痛万分，也让他的申冤之路变得更加艰难。
虽然在“四清运动”中，王石曾经证明林不凡当年确实给抗日联军送过情报，但只是口头证明，现在送情报的时候跟他单线联系的王石去世了，空口无凭无据。尽管他百般解释，但证据不足，无法洗脱冤屈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他开始了漫长的寻找真相之旅。
首先，林不凡必须得找到新的证人。
于是，他开始奔波于县、州、省之间，千方百计的希望找到新的证人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林不凡首先来到了当年日本人的苗圃之地，这里早已被夷为平地，新的楼房拔地而起。他手里拿着几个曾在苗圃打工的名字，希望找到当年在苗圃工作过的人。但得到的却是摇头和失望。尽管如此，他没有放弃，而是继续拿着名单跑到各个派出所。有的派出所要求他出示组织介绍信才肯帮他查找。
他回到村里，费尽周折才开了介绍信。拿着介绍信，他跑遍了全县的派出所。由于县里的年龄信息不清晰，出生年月日无法确定，一个名字下出现了十几个同名同姓的人。他只能根据各派出所提供的资料，一个一个地排查。
林不凡在排查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。有时他遇到家里没有人，就在家门口等。等到了饭点家里人还没回来，他就回家吃点饭，然后继续等。白天等不到就晚上来，直到等到家里有人来。
有一次，他为了等一个人，在门口铺了些木板纸壳打地铺，躺在门口等主人回来。周围的邻居以为他是要饭的乞丐，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。但林不凡毫不在意这些误解和嘲笑，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找到真相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有一天傍晚，他来到一个平房前先敲了一家的门，屋子里却无人应答，于是他就趴门和窗户上往屋里看看是否有人。之后他又将耳朵贴近门缝，试图捕捉到屋里任何可能的声响。这一鬼鬼祟祟的举动，被这家邻居误以为他是小偷，就领着两个儿子，手持手电筒、木棍等，将他围住抓了起来，并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。
“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小偷。”林不凡努力解释自己的行动。
“那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派出所人员质问着。
林不凡只好详细说明自己在找当年在苗圃工作过的人的前因后果，并在派出所的询问录上签了字，才尴尬的回到了家。
经过无数次的等待和询问，林不凡终于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——李大爷。李大爷当年曾在苗圃工作过，并且记得林不凡这个名字以及当年的事情。当林不凡让李大爷写个证明材料，李大爷是个文盲不会写，于是就把李大爷的女儿找来，让她根据自己父亲的叙述写个证明材料。没想到李大爷的女儿害怕自己的父亲受到牵连，拒绝写证明材料和出面证明。林不凡苦苦哀求，对方也不答应，他只好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家。
第二天再来找的时候，碰到的是一把冰冷的锁头。李大爷的邻居告诉他，他的女儿为了回避林不凡这个麻烦事，特意把自己的父亲接走了。林不凡听了很伤心，只好垂头丧气的走了。但他依然不死心，又拿着名单走向了下一家。
其中名单上有一户人家住在一个很远的山沟里，去县城到那个山沟没有公交车。为了找到证人，林不凡顶着烈日，手持名单，心中充满希望的踏上了寻找证人的征途。
前往山沟的路途遥远，山路崎岖险峻。林不凡背着行囊，手持指南针，在山路上急行。山路时而陡峭，时而泥泞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岩石上跳跃，或者搀扶着树干前行。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衫，但他的脚步从未停歇。沿途的荆棘和杂草划破了他的皮肤，但他无暇顾及这些。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找到证人，为真相奋斗到底。
半路上，林不凡突然听到了远处的狼嚎声。他立刻警觉起来。根据他过去打过猎积累的经验，他拿出火柴点了一个火把。火光在闪烁，狼群被火光吓得连连后退。林不凡深吸一口气，稳住手中的火把，小心翼翼地通过了这片危险的区域。他的心跳声与呼吸声交织在一起，但他凭借着以往打猎的经验和冷静的判断力，成功的摆脱了狼群。
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林不凡终于到达了山沟里的那户人家。然而，等待他的却是两条凶猛的护院大狗。这两条狗呲牙咧嘴地扑向他，他急忙捡起一个石头，蹲下腰，想把狗吓退，没想到狗的攻击却更加猛烈了，它们一口咬住了林不凡的裤腿和手臂。林不凡痛得倒在地上，但他依然拿起身旁的一个棍子把狗打跑。最后，在邻居的帮助下，林不凡才成功摆脱了这两条大狗的攻击。他的手臂和腿部多处被咬伤，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。
包扎好伤口后，林不凡见到了名单上的人。然而却是一个重名的情况，这个人根本不认识林不凡，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调查。林不凡的心中充满了失望和挫败感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，在这个毫无结果的寻找上。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决定继续寻找下一个可能的证人。
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，林不凡不断地寻找着新的证人线索，然而每一次次都是失望而归。只找到了一个李大爷，却被他的女儿藏了起来，至今毫无踪迹。
由于证人的缺失，他想平反的事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。
后来，又经过不懈的努力，林不凡终于在省会找到了一个当年在苗圃工作姓马的工人。但这位马姓的人写的材料，只能证明他利用给苗圃当管理员、出纳职务之便照顾过中国人，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。但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，他没有当过汉奸，现在不是日本“特务”。
林不凡再次陷入绝望之中，脸上挂着几分憔悴。望着窗外的天空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。他被扣上了“特务”的帽子，只因一封匿名信，一封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匿名信，就将他打入了深渊，这十五年，他的心灵、身体受了多少苦啊？他在人前抬不起头来，到哪都觉得低人一等！
看着他日渐消瘦的面容，老伴心疼的说：“不凡，咱不找了。是不是汉奸、特务，别人说了不算，咱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。这些年咱也不是熬过来了吗？”
是啊！终于熬过来了！林不凡想，三反五反”、反右、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有无数的人被打成“内奸”、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含冤而死，而自己现在还活着，已经是一种幸运了。”
他开始接受现实，不再执着于追求国家赔偿金，而只是希望得到一个“清白”的名分。
负责处理他冤假错案的工作人员，也感到无奈与同情。他们心里知道，林不凡是无辜的，但他们需要证据，需要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的清白。
“我给东北抗联送情报，是高度保密的，这个事当时如果让第二个人知道，会杀头的。”林不凡跟工作人员解释道。
“这个我知道。可现在涉及到平反，我们必须要有证据。另外，国家赔偿是要拿钱的啊！”工作人员说得很直接。他们理解林不凡的处境，但他们也需要按照规定办事。
“我可以不要国家赔偿，只要一个清白的名分。”林不凡的眼神坚定而严肃。他明白，这个要求或许有些过分，但在他心中确实是这么想的，在他的心中“名分”比天高、比地广，就是他的生命！
“我可以不要国家赔偿，只要一个清白的名分。”回家的路上他还在心中默默念叨着这句话，仿佛是在对这个世界宣告他的决心。
他依然不死心，不想放弃。即使申冤之路再艰难、再坎坷他也要坚持下去，直到最后一刻！
夜，已经深了，万籁俱寂，只有林不凡房间里的灯光还亮着。已经戒掉了好几年的烟，又捡起来了。他坐在书桌前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，烟雾缭绕。
蓦然间，一个画面在他脑海中闪烁出来。
他记得在苗圃工作时，有一天他给山田的儿子山田一郎辅导，山田一郎说：“林叔叔，我知道你是东北抗联的。”
当时，还把他吓了一跳，还跟山田一郎发了火……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。
“难道这孩子手里真有什么证据？”林不凡想了想，即使他有什么证据，上哪去找他呀？
突然，他想起来了，在他当年从山田家拿出的一箱书中的一本书里，夹着一个纸条，上写着山田家在日本的地址。
林不凡兴奋的立即爬起来，从一本书里翻出了一张泛黄的纸条，纸条上清晰地写着山田家在日本的地址。他立刻找来了信纸和笔，给山田写了一封信……字里行间，既有对过往时光的怀念，也有寻找能证明他当年为东北抗联传递情报的真相。
不久，日本方面真的来信了，信中说，山田已经去世了。这封信是他的儿子山田一郎写来的。
山田一郎不仅表达了对老师的深切怀念，还透露，当年，他手中确实有关于林不凡可能给东北抗联送信的证据，这个证据是几张照片，是一天傍晚山田一郎在家里的楼上拍到的。当时，他拿着照相机正在拍夕阳的景色，突然发现一个身影在山林间穿梭，弯着腰东张西望的向他家的方向走来，最终停在离他家不远的一棵大树下，躲在树的后面学了几声鸟叫，接着，林不凡的身影悄然出现，两人在树荫下简短交谈后分道扬镳。那一刻，被山田一郎敏锐的眼睛捕捉，拍了几张照片。遗憾的是，他们被苏联红军抓到后，照片、相机、底片都没有带走，现在他们能提供的唯一的证据，只能是口头文字证据。如果需要的话，他可以来中国一趟。
林不凡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县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，县办公室经过研究认为：林不凡因被怀疑是日本特务才调离了公安处，现在由日方证据他清白，又没有真凭实据，只靠口头证明不合适，否决了这一方案。
林不凡失望的回到了家。让他很快就从失落调整了过来，他认为，真正的清白不仅仅是一个名分而已，更在于内心的纯净和正直。只要自己问心无愧，无论外界如何看待，他都是将坚守纯净而雪白的。